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是触发法人格否认制度最核心的事实基础。本文通过指导性案例和最高院案例梳理财产混同的认定标准：一人公司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股东自证财产独立；非一人公司由债权人举证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财产边界不清、账目混同或利益输送；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和场所混同是财产混同的重要表征但不是独立要件。
错误转账是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最常见的"不当得利"场景，但要成功追回并非有了转账记录就够了——不当得利的举证难点在于证明"无法律根据"。本文通过四个案例梳理不当得利的核心裁判规则：给付型不当得利由主张返还方举证"无法律根据"；收款方抗辩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须提供初步证据；基于特定目的付款后目的落空的可以不当得利主张返还。
股权转让合同一旦履行涉及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治理层面的变动，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远比一般买卖合同复杂。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梳理解除的五种核心情形：转让方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受让方逾期付款经催告仍不履行、目标公司核心资产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行政审批未通过且不可归责于一方、以及不可抗力导致履行不能。
股权转让中的欺诈认定涉及信息披露义务范围与买方尽职调查义务的平衡——转让人隐瞒重大债务或虚增资产是否构成欺诈，买方的注意义务边界在哪里？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梳理欺诈认定规则：转让人对足以影响交易决策的重大信息负有如实披露义务；买方的一般注意义务不能替代转让人的信息提供义务；撤销权应在知道欺诈事由后一年内行使。
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涉及合同法与公司法的交叉领域——审批前置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无权处分股权行为的后果、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认定，均存在显著实务争议。本文通过5个最高院案例梳理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裁判边界。
同一笔款项是借贷还是投资，在实践中是极其常见的争议焦点——借贷以还本付息为特征，投资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为特征，但二者的边界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梳理区分标准：固定回报+不担风险→借贷；参与经营+共担风险→投资；举证责任由主张投资关系的一方承担。
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是公司治理中最常见的争议类型之一。决议不成立、可撤销和无效三种瑕疵形态的区分标准在实践中常被混淆。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梳理公司决议效力的三层审查框架：决议成立（是否具备决议外观）、决议内容合法性（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决议程序正当性（召集和表决是否合法合规）。
合同约定以政府审计为结算依据，但审计长期未启动或未出具结论，发包人能否以此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梳理核心规则：审计未在合理期限内启动或出具结论的，法院应准许鉴定申请；发包人不得以审计未完成为由无限期拖延付款；承包人可主动起诉申请司法鉴定确定工程造价。
增资协议兼具合同法属性与组织法属性——协议可依据合同法解除，但增资款完成工商登记后即受资本维持原则约束。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梳理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的三项核心规则：认购方不履行增资义务的违约责任；目标公司未履行对价义务时认购方的不安抗辩权；增资协议解除后增资款能否及如何返还。
认缴制下股东享有期限利益，但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能否突破期限保护追究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责任？本文通过最高院案例结合九民纪要第6条梳理加速到期的四种情形：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公司债务产生后恶意延长出资期限、股权转让中的恶意逃避出资义务以及新公司法施行后的"五年最长认缴期限"规则。